第776章 第三帝国的外向型国策
第776章第三帝国的外向型国策
“自古以来，肉食者都在追求长治久安，好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人可以长久的成为肉食者，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把他们自己推向深渊的原因。
他们要长治久安，却在行动上无论如何都不会践行，嘴上说的痛快，身体上却在不断的做着会让自己走向死亡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一再出现，世上才有那么多的兴衰之事。”
“而这一切的解决之法，就在先人的理想之中了，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如果能坚持做到这一点，何愁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呢？”
《嘉德通义》编撰会议上，刘备作为主持人，亲自发表演说。
他阐述自己对儒学的不满和对法家一部分学说内容的欣赏之处，并宣布自己决定采用法家学说的这一部分将儒家学说相对应的部分替换掉，彻底摒弃。
自然，刘备也没有打算完全复辟法家，他对法家的一些看法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法家学说的有些内容他是无法接受的。
比如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由此彻彻底底的为统治者服务，所思所想都是扩大统治者的权力，增强统治者的权威，而将民生放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
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力而缩小民众的利益，这是法家最大的思想危机。
国富未必不能民富，国强未必不能民强，法家把国和民放在了对立面上，使得二者的实际关系实质上成为了敌对关系，而不是互相依存的关系。
这简单的对立与统一问题，法家没有意识到。
他们过于强调统治者的意义，过于刚猛的主张和过于严苛的国富观念，导致民众疲弱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
或许是战国时代空前强大的国家军事力量让他们认为民间不可能和国家作对，或许是那个时代没有出现过浩大的农民起义，于是他们也就没有意识到人一旦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就会爆发出无限的力量。
无论多么凶猛的统治者的统治被这股力量针对的时候，都会轰然崩塌。
秦末农民大起义会如此熊熊燃烧，法家的这一传承自战国时代的陈旧观念可能也是其中重要的助力之一。
他们从战国的修罗场中杀出来，浑身带着杀气，刚猛有余，宽仁不足，将国家的例外状态发挥到了极致，而没有同步注重民生，以至于整个国家建筑从底层开始崩塌，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法家最大的问题之所在，也是刘备无法接受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刘备又认为要采取儒家的宽仁理念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强，修改掉法家这过于刚猛、无情的一面。
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能取代法家，也是统治者认识到了农民起义的凶残威力的缘由，一统八荒的秦帝国都能轰然崩塌，他们怎么能不怕呢？
怕是对的，但是一怕就弃用，把好的也给一起丢掉了，那就不对了。
他在编撰会议上提出，国家富强和民众的富强并非是对立，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国家和民众在求发展这件事情上应当是一个通力协作的关系。
面对可以获得利益的事情，国家组织、引导，发挥领袖作用，而民众竭尽全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参加，一起获得胜利，然后用公平的方式分润利益，一个都不能少。
国家富强意味着民众也能同步富强，国家获得威势，则民众也能同步获得国家的威势，分享国家富强的好处。
国家和民众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互帮互助、共同扶持走下去的关系。
所以刘备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应当采用法家的部分思路反过来限制法家的思维，解决法家自我矛盾的地方。
即制定严格的律法约束肉食者的权力，不能让肉食者在有限的利益之中无限的掠夺下去，将法抬到一个国家最重的位置上，以法作为裁判标准，颁行天下，使得人人信服。
而人的贪欲显然也是一个重大问题，法家提出用严刑峻法约束人性，只要律法到位，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是在这一点上，刘备又认同一些儒家的思考，觉得过于刚猛的律法会起到反作用，堵不如疏，与其强力封堵，不如疏导。
一味的强堵，是堵不住人性的。
然而在这一点上，不单单是法家，儒家到最后也走入了死循环、死胡同。
法家讲究极致的规则，儒家却又捣鼓出了极致的道德约束，折腾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恐怖理念，最后造成了儒家的全面僵化与彻底破产。
而在刘备看来，这并非没有解决之法。
在固定的利益之中，不让肉食者得到太多，肉食者不满，民众迟早也会不满，那么就应该努力将固定的利益做大，把蛋糕做大，这样，就能在固定的范围之中，阶段性的满足人们的欲望。
与此同时，国家也会越发的强盛，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上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成长。
对于刘备的这个主张，很多人觉得新颖、惊奇，甚至感到欣喜，愿意支持，但是在编撰会议上，郑玄提出了问题。
他认为秦失之刚猛，利益分配不均也是重大的问题，刘备说的很有道理，国家富强和民众富强的确不是完全对立的，用严刑峻法约束肉食者也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刘备的解决方法有点问题。
天下土地不是无限的，天下财富也不是无限的，土地和财富终有开发殆尽之日，届时，面对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无法继续分配的现实，二者的矛盾，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国家。
甚至郑玄提出，秦国灭亡就有这其中的原因。
他们一统六国之后，不再战争，耕战体制锻炼出来的庞大的利益群体得不到满足，为了满足各自的利益，从而开始了更加激烈的相互厮杀，争权夺利，造成严重的内部矛盾。
在有限的利益范围之中无限度的争夺、厮杀，最后也间接导致了秦帝国统治的崩盘，秦国毁于这种严重的内部矛盾，一切表象，都源于这种大的内部矛盾。
大汉现在可以采取刘备提出的方式来缓和矛盾，但是有朝一日，当大汉走到了秦国当年的路上，又该怎么办呢？
如何疏导？
拿什么来疏导？
“吾皇圣明，然前车之鉴，后人不可不顾虑啊。”
郑玄的反对很温和。
对于郑玄温和的反对，刘备将自己方才的看法中最关键的一点拿出来详细的讲解。
即做大蛋糕，跳出大汉十四州这一亩三分地，全力向外开拓，寻找更多适合生存和繁衍的土地。
也就是说，大汉第三帝国的国策，应该是外向型国策，走外向型道路，而不是局限于这一亩三分地。
“他们的视野局限于神州大地，局限于那些已知的地方，却没有发现天下之辽阔，还有更多更多没有来得及发现的地方，当年大汉开拓西域，我想多少就有这方面的想法。
西域往西有安息，有贵霜，再往更西边，还有传说中的大秦国，往南，有身毒国，往东有辽东之地，越过大海，还有传说中的倭国，那些地方有人，有土地，为何不能作为开拓封赏之用？
咱们汉人自古安土重迁，这个道理我是明白的，但是我想的是，既然神州大地已经无法满足我们，一两百年就要因为内部矛盾而崩溃，为什么不能更往外走呢？”
郑玄显然没想到刘备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略一思索，就想到了这个问题的漏洞。
“陛下，臣以为，先人不是不想走，而是走不出去，路太远，太险，危险太大，冒着生命危险走出去，还不知道能得到什么，万一身死他乡，成了孤魂野鬼，如之奈何？
对于国家而言，付出太多而得不到回报的东西，又如何能维持人之贪念所需呢？届时往外走走不出去，内部又没有更多东西可供分润，大汉还是要步上先秦的老路。”
郑玄说这话的时候多少就有点苦口婆心了。
但是刘备并不认同这种固步自封的观念。
“郑尚书，此言我不太认可。”
刘备摇了摇头：“现在咱们都知道冀州河北之地是膏腴之地，益州川蜀之地也是膏腴之地，中原青徐兖豫是膏腴之地，但是数百年前周武王克殷商建国之时，可不是这样的。
我读史书可知，在当时，河北也好，川蜀也好，青徐也好，也都是蛮荒之地，遍地毒虫猛兽，遍地蛮夷野人，而现在为什么会成为膏腴之地？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先人从当时的关中、雒阳之地走了出去。
武王封邦建国，安排贵族子弟和有功的大臣前往各地分建封国，后世包括战国七雄在内的诸多国家在最初建国的时候，很多国家甚至连一座像样的城池都没有，遍地都是野草，沼泽，树林，还有荒蛮野人。
他们是怎么做的？从第一代国君开始，刀耕火种，那是真正的刀耕火种，用刀和蛮人争夺土地，用火烧毁杂草、树林，获取耕地，然后一点一点排水、开垦，播种，除草，如此反复数百年，才有今日之膏腴之地。
诸位也都知道，周室传承八百年，周天子御极天下八百年，而秦一统天下之后不过十几年，大汉一统，若无光武皇帝天纵之才，恐怕也没有如今的四百年，为什么秦和大汉都不能长过周室呢？
我认为，根源就在这里，周人敢于开拓，敢于分封，敢于进取，敢于冒着天大的危险一代又一代人的向外开拓，终于把蛮荒之地变成膏腴之地，满足了王室贵族和民众的需求。
而时至今日，我们享用着前人的遗泽，享受着前人奋力开拓留下来的财富，却忘记了前人的开拓精神，看到大海则退缩，看到草原则退缩，看到荒漠则退缩，看到瘴气则退缩。
畏畏缩缩，只知在这一亩三分地上反复征战、掠夺、内斗、自相残杀，最终结果呢？秦崩灭只有短短十几年，大汉前后两次危机，勉强延续至今四百年，哪有周室御极天下八百年的风范？
敢于开拓，则至少八百年，囿于原地，至长四百年，短，则十几年，二者之间的差距如此之悬殊，难道诸君看不出来吗？郑尚书，难道你也看不出来吗？”
拿其他的事情来说，郑玄还真不带怕的，但是用这个享国年限来说，还真有的说头。
要是再把这套理论往上一套，得出来的结论还就真是那么回事。
人家开拓进取，不断获取更多地盘来做大蛋糕，不断有的新的利益到手能够缓和矛盾，于是就算是混乱，就算是春秋混乱战国争雄，那也能撑到八百年。
至少是名义上的八百年。
要是不开拓进取，就在这一亩三分地不断内卷，再怎么精耕细作，最长也不过大汉至今，最短的话，那就要参考秦朝一统之后了。
难道说，还真是这个道理不成？
郑玄无法提出更有效的反对意见，但是他还是对刘备所提出的前景感到忧虑，认为一味的向外拓展，万一不能及时获得较大的利益，还会造成较大的伤亡，那么影响也会非常之大。
而且这个政策搞不好，就可能会陷入到【国虽大、好战恒亡】的地步。
“陛下，国虽大，好战恒亡，您的策略一旦控制不好，极易陷入这样的误区之中，为后人所误解，带来的问题可能比现在更多，您不做更多的思量吗？”
刘备听后，沉思片刻，缓缓摇头。
“好战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我等并非是好战，而是为了通过战争获取更多生存的土地，并非是为了战争而战争，二者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我认为不能简单的套用古人的话语。
既然知道前面的路走不通，那么对于未知的路，就应该去走走看，走成功了万事大吉，走不成功，也能让后人多一点经验，一味的走前人走过的路，是没有意义的。”
郑玄听后，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他无法反驳刘备提出来的概念，同样，他也知道这个事情最终还是刘备拍板。
既然如此，顺了他的意思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不是吗？
于是这部分的内容就按照刘备所说的进行记载，为这一段法家思想的运用添砖加瓦，给他们直接援引了周武王时期的案例。
顺带着提了一下姜太公和周公这种上古大贤人物，以增加这一段论述的可靠性。
接下来，刘备还提出了对道家因循思想的欣赏和对墨家机巧之术的欣赏，同时批判了道家的机心思想和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又把儒家关于奇技淫巧的论述拎出来，三方面一起鞭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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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肉食者都在追求长治久安，好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人可以长久的成为肉食者，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把他们自己推向深渊的原因。
他们要长治久安，却在行动上无论如何都不会践行，嘴上说的痛快，身体上却在不断的做着会让自己走向死亡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一再出现，世上才有那么多的兴衰之事。”
“而这一切的解决之法，就在先人的理想之中了，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如果能坚持做到这一点，何愁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呢？”
《嘉德通义》编撰会议上，刘备作为主持人，亲自发表演说。
他阐述自己对儒学的不满和对法家一部分学说内容的欣赏之处，并宣布自己决定采用法家学说的这一部分将儒家学说相对应的部分替换掉，彻底摒弃。
自然，刘备也没有打算完全复辟法家，他对法家的一些看法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法家学说的有些内容他是无法接受的。
比如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由此彻彻底底的为统治者服务，所思所想都是扩大统治者的权力，增强统治者的权威，而将民生放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
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力而缩小民众的利益，这是法家最大的思想危机。
国富未必不能民富，国强未必不能民强，法家把国和民放在了对立面上，使得二者的实际关系实质上成为了敌对关系，而不是互相依存的关系。
这简单的对立与统一问题，法家没有意识到。
他们过于强调统治者的意义，过于刚猛的主张和过于严苛的国富观念，导致民众疲弱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
或许是战国时代空前强大的国家军事力量让他们认为民间不可能和国家作对，或许是那个时代没有出现过浩大的农民起义，于是他们也就没有意识到人一旦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就会爆发出无限的力量。
无论多么凶猛的统治者的统治被这股力量针对的时候，都会轰然崩塌。
秦末农民大起义会如此熊熊燃烧，法家的这一传承自战国时代的陈旧观念可能也是其中重要的助力之一。
他们从战国的修罗场中杀出来，浑身带着杀气，刚猛有余，宽仁不足，将国家的例外状态发挥到了极致，而没有同步注重民生，以至于整个国家建筑从底层开始崩塌，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法家最大的问题之所在，也是刘备无法接受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刘备又认为要采取儒家的宽仁理念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强，修改掉法家这过于刚猛、无情的一面。
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能取代法家，也是统治者认识到了农民起义的凶残威力的缘由，一统八荒的秦帝国都能轰然崩塌，他们怎么能不怕呢？
怕是对的，但是一怕就弃用，把好的也给一起丢掉了，那就不对了。
他在编撰会议上提出，国家富强和民众的富强并非是对立，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国家和民众在求发展这件事情上应当是一个通力协作的关系。
面对可以获得利益的事情，国家组织、引导，发挥领袖作用，而民众竭尽全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参加，一起获得胜利，然后用公平的方式分润利益，一个都不能少。
国家富强意味着民众也能同步富强，国家获得威势，则民众也能同步获得国家的威势，分享国家富强的好处。
国家和民众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互帮互助、共同扶持走下去的关系。
所以刘备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应当采用法家的部分思路反过来限制法家的思维，解决法家自我矛盾的地方。
即制定严格的律法约束肉食者的权力，不能让肉食者在有限的利益之中无限的掠夺下去，将法抬到一个国家最重的位置上，以法作为裁判标准，颁行天下，使得人人信服。
而人的贪欲显然也是一个重大问题，法家提出用严刑峻法约束人性，只要律法到位，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是在这一点上，刘备又认同一些儒家的思考，觉得过于刚猛的律法会起到反作用，堵不如疏，与其强力封堵，不如疏导。
一味的强堵，是堵不住人性的。
然而在这一点上，不单单是法家，儒家到最后也走入了死循环、死胡同。
法家讲究极致的规则，儒家却又捣鼓出了极致的道德约束，折腾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恐怖理念，最后造成了儒家的全面僵化与彻底破产。
而在刘备看来，这并非没有解决之法。
在固定的利益之中，不让肉食者得到太多，肉食者不满，民众迟早也会不满，那么就应该努力将固定的利益做大，把蛋糕做大，这样，就能在固定的范围之中，阶段性的满足人们的欲望。
与此同时，国家也会越发的强盛，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上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成长。
对于刘备的这个主张，很多人觉得新颖、惊奇，甚至感到欣喜，愿意支持，但是在编撰会议上，郑玄提出了问题。
他认为秦失之刚猛，利益分配不均也是重大的问题，刘备说的很有道理，国家富强和民众富强的确不是完全对立的，用严刑峻法约束肉食者也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刘备的解决方法有点问题。
天下土地不是无限的，天下财富也不是无限的，土地和财富终有开发殆尽之日，届时，面对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无法继续分配的现实，二者的矛盾，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国家。
甚至郑玄提出，秦国灭亡就有这其中的原因。
他们一统六国之后，不再战争，耕战体制锻炼出来的庞大的利益群体得不到满足，为了满足各自的利益，从而开始了更加激烈的相互厮杀，争权夺利，造成严重的内部矛盾。
在有限的利益范围之中无限度的争夺、厮杀，最后也间接导致了秦帝国统治的崩盘，秦国毁于这种严重的内部矛盾，一切表象，都源于这种大的内部矛盾。
大汉现在可以采取刘备提出的方式来缓和矛盾，但是有朝一日，当大汉走到了秦国当年的路上，又该怎么办呢？
如何疏导？
拿什么来疏导？
“吾皇圣明，然前车之鉴，后人不可不顾虑啊。”
郑玄的反对很温和。
对于郑玄温和的反对，刘备将自己方才的看法中最关键的一点拿出来详细的讲解。
即做大蛋糕，跳出大汉十四州这一亩三分地，全力向外开拓，寻找更多适合生存和繁衍的土地。
也就是说，大汉第三帝国的国策，应该是外向型国策，走外向型道路，而不是局限于这一亩三分地。
“他们的视野局限于神州大地，局限于那些已知的地方，却没有发现天下之辽阔，还有更多更多没有来得及发现的地方，当年大汉开拓西域，我想多少就有这方面的想法。
西域往西有安息，有贵霜，再往更西边，还有传说中的大秦国，往南，有身毒国，往东有辽东之地，越过大海，还有传说中的倭国，那些地方有人，有土地，为何不能作为开拓封赏之用？
咱们汉人自古安土重迁，这个道理我是明白的，但是我想的是，既然神州大地已经无法满足我们，一两百年就要因为内部矛盾而崩溃，为什么不能更往外走呢？”
郑玄显然没想到刘备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略一思索，就想到了这个问题的漏洞。
“陛下，臣以为，先人不是不想走，而是走不出去，路太远，太险，危险太大，冒着生命危险走出去，还不知道能得到什么，万一身死他乡，成了孤魂野鬼，如之奈何？
对于国家而言，付出太多而得不到回报的东西，又如何能维持人之贪念所需呢？届时往外走走不出去，内部又没有更多东西可供分润，大汉还是要步上先秦的老路。”
郑玄说这话的时候多少就有点苦口婆心了。
但是刘备并不认同这种固步自封的观念。
“郑尚书，此言我不太认可。”
刘备摇了摇头：“现在咱们都知道冀州河北之地是膏腴之地，益州川蜀之地也是膏腴之地，中原青徐兖豫是膏腴之地，但是数百年前周武王克殷商建国之时，可不是这样的。
我读史书可知，在当时，河北也好，川蜀也好，青徐也好，也都是蛮荒之地，遍地毒虫猛兽，遍地蛮夷野人，而现在为什么会成为膏腴之地？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先人从当时的关中、雒阳之地走了出去。
武王封邦建国，安排贵族子弟和有功的大臣前往各地分建封国，后世包括战国七雄在内的诸多国家在最初建国的时候，很多国家甚至连一座像样的城池都没有，遍地都是野草，沼泽，树林，还有荒蛮野人。
他们是怎么做的？从第一代国君开始，刀耕火种，那是真正的刀耕火种，用刀和蛮人争夺土地，用火烧毁杂草、树林，获取耕地，然后一点一点排水、开垦，播种，除草，如此反复数百年，才有今日之膏腴之地。
诸位也都知道，周室传承八百年，周天子御极天下八百年，而秦一统天下之后不过十几年，大汉一统，若无光武皇帝天纵之才，恐怕也没有如今的四百年，为什么秦和大汉都不能长过周室呢？
我认为，根源就在这里，周人敢于开拓，敢于分封，敢于进取，敢于冒着天大的危险一代又一代人的向外开拓，终于把蛮荒之地变成膏腴之地，满足了王室贵族和民众的需求。
而时至今日，我们享用着前人的遗泽，享受着前人奋力开拓留下来的财富，却忘记了前人的开拓精神，看到大海则退缩，看到草原则退缩，看到荒漠则退缩，看到瘴气则退缩。
畏畏缩缩，只知在这一亩三分地上反复征战、掠夺、内斗、自相残杀，最终结果呢？秦崩灭只有短短十几年，大汉前后两次危机，勉强延续至今四百年，哪有周室御极天下八百年的风范？
敢于开拓，则至少八百年，囿于原地，至长四百年，短，则十几年，二者之间的差距如此之悬殊，难道诸君看不出来吗？郑尚书，难道你也看不出来吗？”
拿其他的事情来说，郑玄还真不带怕的，但是用这个享国年限来说，还真有的说头。
要是再把这套理论往上一套，得出来的结论还就真是那么回事。
人家开拓进取，不断获取更多地盘来做大蛋糕，不断有的新的利益到手能够缓和矛盾，于是就算是混乱，就算是春秋混乱战国争雄，那也能撑到八百年。
至少是名义上的八百年。
要是不开拓进取，就在这一亩三分地不断内卷，再怎么精耕细作，最长也不过大汉至今，最短的话，那就要参考秦朝一统之后了。
难道说，还真是这个道理不成？
郑玄无法提出更有效的反对意见，但是他还是对刘备所提出的前景感到忧虑，认为一味的向外拓展，万一不能及时获得较大的利益，还会造成较大的伤亡，那么影响也会非常之大。
而且这个政策搞不好，就可能会陷入到【国虽大、好战恒亡】的地步。
“陛下，国虽大，好战恒亡，您的策略一旦控制不好，极易陷入这样的误区之中，为后人所误解，带来的问题可能比现在更多，您不做更多的思量吗？”
刘备听后，沉思片刻，缓缓摇头。
“好战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我等并非是好战，而是为了通过战争获取更多生存的土地，并非是为了战争而战争，二者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我认为不能简单的套用古人的话语。
既然知道前面的路走不通，那么对于未知的路，就应该去走走看，走成功了万事大吉，走不成功，也能让后人多一点经验，一味的走前人走过的路，是没有意义的。”
郑玄听后，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他无法反驳刘备提出来的概念，同样，他也知道这个事情最终还是刘备拍板。
既然如此，顺了他的意思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不是吗？
于是这部分的内容就按照刘备所说的进行记载，为这一段法家思想的运用添砖加瓦，给他们直接援引了周武王时期的案例。
顺带着提了一下姜太公和周公这种上古大贤人物，以增加这一段论述的可靠性。
接下来，刘备还提出了对道家因循思想的欣赏和对墨家机巧之术的欣赏，同时批判了道家的机心思想和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又把儒家关于奇技淫巧的论述拎出来，三方面一起鞭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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